抗战时期，小小武安县出现18个司令，地下党生存十分危险（一）

抗日战争爆发3个月以后，即1937年的10月中旬，当日军侵占保定时，武安县的国民党县长吴明龙即弃城携款逃跑，武安城陷于极其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当时盗贼蜂起，溃兵称王，割据一方，自称“司令”。武安城一下子涌现出18个“司令”。他们都对人民强行索要和抢劫，再加上日寇即将来临，武安全县处于恐怖和惊慌之中。

 

武安人民烧香拜佛，希望有一支“菩萨军”来解救他们的危难，也急切盼望有人出头组织起抗日队伍，驱逐日寇保我中华。

 

一、一二九师第三游击支队来武

1937年的11月份,八路军一二九师第三游击支队,受命于民族危难之际,在队长田长江(原籍江西人,老红军,离休前是武汉军区后勤部粮油处长)政委吴富善(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带领下,由山西辽县(现左权)的羊角翻越太行山东进武安抗日,中旬进驻管陶川,这是八路军的第一支正规部队进驻武安县。

 

这支部队有着优良的红军传统和人民子弟兵的本色。他们说话和气、平等待人,见了上年纪的人称大爷大娘,见了同辈称兄长,见了妇女规规矩矩,从不扰民。

 

初来时天已很冷,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进住民房。这种秋毫无犯的纪律很快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尊重。再加上他们除掉了一个在管陶川打家劫舍欺男霸女的溃军“司令”,更受到群众的拥护,这样在管陶川首先成为武安县的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第三游击支队在管陶川一带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扫除群众中的悲观和迷茫情绪,同时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武安形势,从错综复杂的情况中,认为在武安的众多民团“司令”中,武伦佩此人有民族气节,力主抗日,与汉奸李聘三矛盾很大,很可能争取成为一支抗日力量。

 

于是在同年12月底,政委吴富善带一警卫人员,化装后从管陶出发,夜间到武伦佩的自卫大队部驻地伯延镇拜访武伦佩。见面后给武伦佩讲述了共产党的抗日决心和主张,并对游击战争之必要作了阐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披沥肝胆,诚挚相待,使武很受启发和教育。

 

武伦佩虽有抗日决心,,但缺乏长远的抗日战略,在日军面前也确实感到自己力量的单薄。经过吴富善同志的开导,认清了抗日的道路,终于在1938年5月投奔驻扎在武安西部固镇的一二九师386旅旅长陈赓，成为一支抗日队伍。

 

二、八路军129师先遣支队来武

1938年2月份,大年初一刚过,八路军又派以张南生为政委、张贤约为队长的先遣支队来到武安管陶。先遣支队来武安有两个任务,一是抗击日军的继续南侵,一是以太行山为依托建立八路军武安县地方工作团,开辟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张南生和张贤约同志到管陶后,很快成立起八路军武安地方工作团,工作团兼党和行政于一体,是县委和抗日政府的雏形。

 

第一任工作团主任是老红军谢家庆(河南省确山县人,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调出工作团后1940年11月在1次战斗中光荣牺牲)工作人员都是先遣支队的连排干部。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武安建立的第一个正式机构。他们在启发民族自尊自强的意识,发展抗日力量,肃清扰民的土匪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武安县委的建立

1938年2月下旬,中共冀豫晋省委(后改为晋冀豫区党委)由彭真同志主持(当时他化名叫老魏),在辽县召开了以建设抗日根据地为内容的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后通称二月会议),决定把部队部分干部输送到地方任职。

 

一二九师政治部把刚从东北抗日第一游击纵队调来的党支部副书记关山复(满族,东北吉林人)同志参加会议,会议一结束,一二九师政治部把关山复同志介绍给冀豫晋省委,省委又把他介绍给冀豫特委(后改冀豫地委),特委书记张玺同志在1938年的3月初带关山复(同行的还有王一伦)从辽县翻越十八盘来武。

三月的太行残雪未尽,溯风怒嚎。时值日本侵略者正九路大军围攻太行,隆隆的炮声不时传入耳底,炮声催促战士的征程,月初到达管陶镇的八路军武安地方工作团。

 

关山复同志的征程,月初到达管陶镇的八路军武安地方工作团。山心经张玺同志的介绍,和全体成员见面,宣布中国共产党武安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委任关山复同志为武安县委第一任书记。

 

武安县委的成立,是武安人民大喜的日子,她成为武安人民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转折点。因为有了共产党,武安才会有翻天复地的变化,人民从被奴役的地位转化成国家的主人,抗日的烽火也才能炽热地燃烧起来,打败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才有了希望。

 

当时的武安县委还不健全,没有宣传部和组织部,只有两个县委委员:一个是书记关山复,另一个是工作团主任张罕涛(谢家庆调出,张罕涛接任)。

 

一个以县为核的委为核心的抗日力量逐步发展壮大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