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织生产自救,帮助群众度过灾荒年
“打野菜,打野菜,能吃的树叶采回来;采回来,渡灾荒,打日本,保家乡;保家乡,有力量,层层困难,难阻挡。”这是连年灾荒期间在群众中流传的一首歌谣。
1942年,是连年灾荒的第二年,旱灾雹灾和敌人封锁扫荡一同袭来,人民群众的苦难愈加深重。很多群众连糠也吃不上,有的把麦糠炒后磨成粉充饥,有的甚至饿倒了。这一时期是我们对敌斗争最艰苦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贺区长和区委的领导同志焦急万分,面对群众的困难,多次召开紧急会议,进行研究、讨论、想办法,同时向上级请示报告。经多方努力,从山西运来一部分粮食,首先保证不能饿死人。
于此同时,贺区长及区委的同志们带领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大力组织纺织渡荒。办法是向国家交1斤布,付给10斤粮(包括3斤加工费)。没钱买棉花的户,就先从合作社领棉花,交布后取加工费。不久,纺织生产在这一带形成高潮,男女老少齐上阵,男的看孩子做饭,女的纺织,小孩拐线,有的男人也学会了纺线。能干的平均毎天能纺1斤多线。这样就能领到1斤多米,再加上点糠菜,日子就不太难过了。
从1942年秋到1943年秋对头一年统计,群众共收入60多万斤粮食。这不仅有力支持了群众的生产渡荒,而且大力支援了抗日军政人员的穿衣用布问题。在这一运动中涌现出的活水“模范合作社”和“合作英雄”李鸣魁,“纺织英雄”郝何廷等同志,他们还出席了太行区的群英会。
区委在领导群众开展纺织自救运动的同时,还组织有水利条件的村子,实行村与村、人与人互助、互济,逐步走上互助起来的道路。贺区长亲自到当年麦收较好的活水、沙洺等村动员群众借出五、六十石粮食,接济了灾情严重的桃园沟内15个村子的阶级弟兄。区、村有关领导共同负责,保证秋收后归还。另外还捐了一批麦糠,作为无偿支援。同时组织群众打野菜,采树叶,搞副业,从游击区背盐、运棉花,供给后方军民,再从山西运回粮食和山货。就这样,全区人民顺利渡过了历史罕见的灾荒年。广大贫苦农民深有感触地说:“要不是来了共产党,还不一定饿死多少人哩!”
(四)带领群众开展“打蝗”运动,夺取早粮大丰收
1943年秋,在党和抗日政府的号召下,全区80%的土地种上了麦子。第二年的春天,根据地内田野里一片碧绿,麦苗长势喜人。不料,到3月,区的东半部发生了百年未遇的蝗虫群,由东往西漫延。蝗虫飞起来遮天盖日,落下来地皮变色,飞到树上树枝欲断、啃庄稼片叶不留。麦苗受到严重威胁,一场新的灾难就要到来。百姓们心如油煎,贺区长更是心急如焚,他立即带领十几位区干部,身穿便衣,携带武器,到紧挨敌占区的东寺庄村一带看蝗情。目睹密密麻麻蠕动的蝗群,谁见了都会打一个寒颤。怎么办呢?群众的生活又受到威胁。
当天回到区里后,贺区长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治蝗措施:①大搞宣传,破除迷信;②大讲蝗虫的危害性;③大搞人海战役,向蝗开战;④运动中奖惩严明。运动刚刚掀起,东高壁村便遇到阻力,村干部向贺区长汇报说:“东高壁村地主白玉池,由于他的土地多,村上叫他摊钱出人,他坚决不干,并说:“这是神虫,我不去打,我也不派人去打,叫我出钱唱台戏敬敬‘蝗爷’还是可以的,你们这样打会越打越多!”这时地主在村上还有相当的势力,这种迷信宣传也还有一定市场。因此,有的群众听信了这种迷信宣传,使运动无法开展。
贺区长得知情况后,火冒三丈,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想:这种封建迷信思想一天不消除,蝗虫就不能被消灭,麦苗就保不住。群众就会吃更大苦头。他立即召开区干部紧急会议,经大家商议后决定就拿白玉池作典型,召开群众大会,狠狠批,重重罚,非把破坏消灭蝗虫的败类镇压下去不可。贺进决定罚白玉池小米20石(1石300斤),限3天交清。
第二天,召开了全区群众大会,贺区长代表区政府宣布了这一决定,并对白玉池的迷信思想和玩拒灭蝗的行为给予了有力的批驳。这个长头发,瘦矮子,操着一口正定话的年轻人,在万人群众大会上挥动着双臂,有声有色地向群众说:蝗虫是一种自然灾害,它是一种害虫,而不是神虫,更不是“蝗爷”,我们决不可听信白玉池的迷信谎言,要振作精神,破除迷信,组织起来,开展灭蝗斗争。这同抗旱抗日一样,人心齐,泰山移,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灭蝗战斗一定能取得胜利!这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久久没有平息下来。
会后3天,地主白玉池把小米老老实实送到区上。为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解决群众在灭蝗中的缺粮问题,贺区长主张把这部分小米发给灭蝗的群众。同时组织青年、民兵、积极分子及在校师生大力宣传,使群众的积极性更加高涨,“神虫越打越多”的迷信思想逐渐消除。
一场向蝗虫开战的群众运动掀起来了,男女老少齐上阵,贺区长也带领区干部投入了战斗,与群众同甘共苦,昼夜不停。他和负责游击区和敌占区工作的武东办事处协议,游击区群众,负责在继城边挖一道宽一丈,深六、七尺的封锁沟。并负责把沟东的蝗虫往沟里赶。继城区负责供应10万多斤柴草,分批铺在沟内,等蝗虫跳进1尺多深时就把火点着将它们烧死,会飞的大蝗虫飞过封锁沟。就组织群众分片捕打。经过这样的分工合作,取得很好效果。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贺区长没有吃过一顿热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同群众同甘共苦,饿了啃块干窝头,渴了喝口凉水,赤着脚,卷着腿,处处以身作则,深受群众赞扬。经过30多天的战斗,取得了灭蝗斗争的胜利,获得了夏季好收成。
对蝗虫,敌占区是烧香、敬神、唱大戏,结果,引来大灾难。解放区是捕打、围剿、大火烧,结果迎来了丰收年。群众高兴地说:“贺区长真有办法,要不是贺区长,这丰年早被煌虫给夺跑了!”
(五) 积极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贺进同志为人正直、忠厚、热心助人,对同志对群众和蔼可亲。当时的区委书记武何栓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因一字不识,在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贺进手把手地教武何栓学文化。在贺进同志的帮助下,经过两年学习,武何栓同志有了很大的进步,初步能阅读一般书报。在开会讲话时,贺进同志总是预先帮他写好讲话提纲,念几遍给他听,而后让他试讲。一次武何栓同志讲话后,群众吃惊地说:“知识分子讲的好,工农分子也讲的也满不错呀!”又有谁知道,这个“满不错”里渗透着贺进同志多少辛勤的汗水呀。武何栓同志深感自己文化水平低,对工作不胜任,有次他恳切地对贺区长说:“咱俩把工作换一换吧!”贺进回答说:“那怎么能行啊,你是本地人,又出身工农,了解地方情况多,生产经验丰富。对群众疾苦比我体验得多,你有很多长处是值得我学习的,你说对吗?.………”这番谦虚而又热情的话语,便得武何栓同志也没啥可说了。
贺区长不仅对同志满腔热忱,对群众更是如同亲兄热妹,对妇女的解放事业也是关心倍至。当时东梁庄有个十四、五岁便失去父母的姑娘叫王果的,兄妹四人全靠大爷抚养,而大爷又是个残废人,加上连年灾荒,生活实难维持。为了孩子们的活命,大爷只好忍痛把她卖给万安村一个富户家里做了童养媳。果的到婆家后,因忍受不了公婆的百般虐待,曾几次偷偷跑回娘家,又被婆家人抓回去。贺区长得知此事,亲自找到果的,亲热地抚摸着她的头说:“小妹妹,别害怕,你婆家买你的钱我们还,心里有啥委屈你就讲出来,有共产党和区政府给你撑腰。”经过贺区长亲自调解审理,婆家再也不敢来要人了。
果的回娘家后,贺区长又对她的生活问题作了妥善安排,使得这个饱尝人间辛酸的童养媳从此见到了光明,获得了温暖,并使这位少女的心灵中树起了两大形象,一是共产党真好;二是贺区长真好。之后,在贺区长的教育和帮助下,果的先后当上了儿童团长,妇救会主任,并且入了党。她对工作积极主动,成为村上的积极分子,经常出入敌占区,进行革命活动,工作很出色。
在连年灾荒中,贺区长对少数流浪街头讨饭的问题很重视。经常对区干部说:“抗日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对生活极端困难的贫民搞救济。对没人管的孩子要管起来,这个任务交给村长、民事委员具体负责。继城镇的郭张栓是失去双亲、无依无靠的苦孩子,每日沿街要饭。贺区长主张:把他家的土地交给学校代种,由村上负责把他养活起来,并让他入学念书。后来,郭张拴在贺区长和村干部的关怀下,逐渐长大成人参加了工作,走上了革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