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安阳邑镇：抗战时期的上海滩

阳邑古镇

抗战时期，有一个地方被誉为太行山根据地的“小上海”。这里是敌我双方进行经济战的最前沿，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开设的公营商店、冀南银行分行，形形色色的商贩走卒,乃至一些日伪特务、汉奸都聚集在这里。

在贸易来往中，敌我双方悄然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的粮食战、货币战、贸易战。这里堪称“小地方，大舞台”，从敌我双方在这里展开的重重较量和斗争中，可以体会到根据地敌我双方经济战之激烈、残酷和复杂。

向八路军送来农产品慰问的老百姓，在当时，鸡蛋和鸡都是极其贵重的物品。

这个地方，就是河北武安阳邑镇。

特殊形势下的市场繁荣

阳邑是河北省武安县的一个集镇，距离武安县城约30公里，与涉县、左权县接壤。历史上，阳邑是山西、河南、河北货物流通和贸易往来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太行山盛产的很多山货，以及购自平原和城市的物资，都是通过这里完成交易的。

抗战前，阳邑是个拥有3000余人口的大镇。在一条长达两里多的街上，有信成店、和兴永、大盛兴、豫和成、玉兴亨、后和店、德盛兴和大兴店等数十家山货经销行。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武安县城沦陷于日寇之手，成为日伪军进攻和包围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据点。阳邑也建立起维持会，成为日伪军的“势力范围”。不过，阳邑也是共产党八路军开展活动和斗争的重要场所。因而，在这种异常复杂的斗争形势下，镇上的商业不但没有凋敝，反而逐渐壮大和繁荣起来。

1940年后，阳邑增加了德镒和、德记、原顺兴、同信成、天增义等商店，而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工商、税务、贸易等政府部门也在阳邑开办了公营商店德兴隆、兴记、裕太、福生祥和大丰栈等，开展进出口管理、征税等工作。

冀南银行漳北办事处于1940年5月成立，设在阳邑，1944年10月又改为第六分行，下设武安、武南、偏城、涉县、邢台、沙河和磁县7个支行。

借助阳邑这个重点“中转站”，根据地将太行山盛产的花椒、核桃、柿饼、杏仁、中药材（黄苓、柴胡、知母、连翘、甘草、猪茯苓等）和野兽皮毛等山货销售到敌占区，再换回根据地需要的食盐、布匹、染料、纸张、碱面、糖和火柴等日用品。

随着阳邑市场的繁荣和突出的经济地位，有人形容它是太行山的“小上海”。

“西粮东运”出口之地

自古以来，太行山区有“东人吃西米”之说。

太行山西部的白晋铁路沿线，长治上党盆地一带，土地肥沃，粮食产量高，是重要的产粮区。而太行山东部的平汉铁路沿线，地少人多，粮食产量少，不够本地人吃，需要从西部将粮食运到东部来弥补缺口，俗称“西粮东运”。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战线拉长，物资消耗加大。为了支援侵略战争，日军在华北加紧掠夺物资，粮食也成为敌我争夺的重要战略资源。在太行山西部，日军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统制，防止粮食流入根据地。而在太行山东部，日军却又放松货物出入，并在少粮区抢购和收纳粮食。

老百姓给八路军送水，这种情况当时在根据地相当常见。

1942年、1943年，太行山区发生严重的旱灾、蝗灾，不少土地颗粒无收，加上日军的封锁，根据地军民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各地有关粮食短缺的报告，也层层上报至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有关部门。

1943年3月，晋冀鲁豫边区工商管理总局有这样一份报告，可以看出当时根据地粮食短缺的严峻局面。

冀西方面：临城、石家栏，每集调剂粮食百余石，购粮者均在700人以上，每人限购一斗或五升，仍供不应求。很多人等了两三天，仍没买到粮食，根据地已无粮可供调剂。

太北方面：武安阳邑镇粮店，经常只有几百斤粮食，而需要调剂的粮食则达几千斤，武安县已饿死10余人。继城村一个小贩，有6个黄蒸馍，竟引人生发歹意，将小贩骗至村外，绑在树上活活勒死。

太南方面：林县、安阳、磁县、武安一带，敌占区粮价上涨，伪币跌落，是出口粮食、吸收紧缺物资的有利时机，但西边粮食供应不上，不要说出口，连调剂的粮食都没有。

内地市场：因过分控制粮价，有粮人不愿卖，使市场上普遍缺少粮食。西井、委泉每集售粮均不到一大斗，当地调剂都不够。左权、桐峪等集，不见粮食，粮店小米每斗定价24元，黑市已到30多元。听说左权、黎城等地，不让粮食出县境，否则就处罚和没收。

而在阳邑市场上，出现了一种现象，很多人为了筹钱换粮，将家里暂时不用的衣服、桌椅箱柜全都拿出来卖。群众中间蔓延着一种悲哀、绝望的情绪。

为了渡荒救灾，帮助群众，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组织公营商店，从太行山西部买来粮食，再通过人力、畜驮运到东部，而后采取以工代赈、平价销售等方式，发放到群众手中。

阳邑是调剂粮食、救济群众的重要出口地，据估计，仅1943年，根据地调运到阳邑的粮食有400多万斤。在当时落后的运输方式下，调运400多万斤粮食也付出了很多艰辛。正是这些粮食，帮助当地很多群众免于在困苦和绝境中饿死，渡过了生死关。

武装斗争中的生存发展

聚集阳邑市场的商贩来自各地，其中也不乏一些日伪特务、汉奸之流。像冀南银行办事处这样的重要部门，成为敌人侦察、袭击和破坏的重点。

武安县城的日伪军搞突袭有个特点，当天外出当天返回，一般不在外过夜，怕被八路军和游击队围剿。

阳邑的维持会是“两面派”，明面上维护敌人，暗中却听从抗日政府的指挥，向八路军通风报信。阳邑及附近的村庄中都有可靠的“堡垒户”，阳邑的工作人员一旦收到武安县城、岗楼增兵或敌人突袭的情报，晚上便会分散居住到这些“堡垒户”中。不过，在应对敌人突袭或反扫荡过程中，也免不了流血牺牲。

冀南银行漳北办事处对外营业处为“和兴永”货栈。1941年初夏的一天下午，办事处得到消息，武安县城增兵，日伪军有可能突袭阳邑。

这天傍晚，货栈对外营业结束，工作人员吃完晚饭，像往常一样，将款账分别包好，每人携带一份，居住在阳邑几个老百姓家里。次日早晨，一位挑水归来的房东回到家，告诉他们，敌人已经包围过来。工作人员方紧急撤退，凭着熟悉地形，在敌人的合围中安全转移和突围出去。

可是不幸的是，在突围中，警卫班的白班长身受重伤，不得不爬回一个店坊里躲藏，后被敌人搜捕。还有一名警卫战士在和兴永货栈门口站岗，也被敌人抓捕。尔后两人都壮烈牺牲。

冀南银行办事处每天要收付大量钞票，为安全起见，平时就要求工作人员将库存现钞分散携带。遇到敌情时，不易携带的金银铜币、钞票或埋进郊外地底下，或藏于山洞中，从而确保了财物的安全。

阳邑古街

不可分割的货币战与粮食战

抗战时期，在保卫太行山根据地中，货币战与粮食战紧密结合，二者不可分割。

在太行山西部白晋铁路沿线，根据地用伪钞（伪华北“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钞票，俗称“联银券”）购买冀钞，使伪钞贬值，冀钞升值，进而用冀钞购买更多的粮食。

而在太行山东部平汉铁路沿线敌占区，根据地工作人员用伪钞高价购粮，促使粮价上涨，再在售粮时，只收冀钞，并在保持一定利润的情况下，逐步降低粮价，使冀钞对伪钞升值。群众为了购粮，必须用伪钞兑换冀钞，从而扩大冀钞流通范围。

太行山根据地的民兵
阳邑既是根据地进出口货物的重要通道，也是敌我进行货币战、粮食战的一大“战场”。在这场特殊战斗中，根据地也有过一次失误。

1942年，根据地提出“今年打败德国，明年打败日本”的宣传口号。口号极为鼓舞人心，也使很多人错估了战争形势，没有意识到抗日是一场持久战，认为日本很快就会投降。有的部门领导认为，边区存储的粮食不如改为出口，换回其他物资更为划算。

于是在这种错误思想引导下，边区贸易部门的人员说服边区政府领导，将根据地积蓄的30余万石储备粮食拿出来，全部用于出口，而且，还借用了一部分公粮。

没想到太行山很快遭遇百年难遇的旱灾、蝗灾。出口储备粮食这一决策失误，不仅影响到了军需供给，而且在灾荒年间犹如雪上加霜，使粮食调剂、抗旱救灾等工作极为被动，困难重重。

当太行山根据地拿不出足够的粮食与敌人斗争时，原本处于被动局面的敌人乘机反攻，提高了工业品出口价格，增加了边区进口物资成本，从而让敌人短期内轻松“扳回一局”。

以阳邑的冀钞币值计算，根据地受到了很大损失。冀钞与伪钞比值，1942年6月为1:0.2，1943年1月为1:0.5，而到了1943年4月，猛跌到1:0.2，再到1943年底，又跌到1:0.1。也就是说冀南币值最低时，一元冀钞仅抵一角伪钞。这次失误，也是太行山根据地开展对敌经济斗争中一次非常惨痛的教训。

1943年6月21日，中共太行分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太行区经济建设工作的检查和决定》，在肯定开展全面对敌经济斗争成绩的同时，也批评了这一重大失误：“在过去半年多的对敌贸易斗争中，粮食出口是过火的，把实实在在的粮食倒弄成货币，以后不只赔了钱，而且还使对敌贸易限于被动……工商管理局没有及时地全力把公粮速还，致赔累很大，必须足够估计它所给予我们的损害和困难……是对于经济上敌强我弱这一思想不明确，夸大自己看轻了敌人，不认识困难。对自己的困难了解不够，对自己的家当估计不够……”相关责任的部门都受到了严肃批评。

阳邑旱水池
也正是这次会议，促使边区政府和各个财经部门吸取经验教训，调整业务重心，在根据地大力扶持生产，从而很快扭转被动局面，走出经济困境，为抗日和解放战争胜利积蓄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的“小上海”阳邑，是当时太行山根据地与敌人开展经济战的一个战场和缩影。透过它，可以了解抗战时期经济战的复杂性，也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和教训，为后人借鉴参考。